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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元章爱国济世的宗教情怀与社会实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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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12-1 23:45:13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


摘要

清末,宗教家马元章抱持远见卓识,顺应人心,思定潮流,弘道济世,追求和平,走伊斯兰教本土化道路。终其之世,与多个省份的汉族群众建立广泛友好,与汉族知识分子普遍交游,努力融通各族文化,成为回汉群众信赖的人伦师表。马元章是成功实践了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杰出人物,做到了伊斯兰教所提倡的两世兼顾主张,得到了中国社会广泛的理解与尊重。

作者:周晶,女,1981年生,民族学博士,北方民族大学回族学研究院副教授。

马元章,我国伊斯兰教知名宗教人士和社会活动家。他深入思考伊斯兰教与不同宗教和谐相处之道,认为不同宗教应当和睦相处,共同倡导和睦的生活,要过和而不同的生活,自觉消灭宗教排他性;他倡导回族要主动与汉族交朋友,主动向汉族群众解释自身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,竭力消除汉族群众的猜疑和顾虑。他呼吁,“各教派互相尊重、互不干涉、各行其是、各干各得”。在他看来,伊斯兰教如果不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有机地结合、形成相互的文化认同,伊斯兰教始终会被中国主流文化所排斥,增加生存的难度。他决心从各异文化中寻找共通点,努力使两种文化达成认同与互敬。他认为若要宗教发展,必须夯实经济基础,惟有在经济支撑下,自己的和平重建活动才不会发生偏离。马元章认为,中国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,要与中国社会相适应,必要采取本土化的自我调整,始终保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协调,才能够获得生存与发展。


— NO.1 —

弘道济世:
构建相濡以沫的民族关系

伊斯兰哲学家伊本·阿拉比谈及人与真主的关系时,强调人不仅是真主的奴仆,还是大地的代理者,是奉真主旨意治理人世。“发挥真主给予人类的生命特质和自我意识能动作用,把理想天国建立在尘世的努力之上,通过走正道将这个世界向着完善的境地推进。”马元章坚持这种认识,自警要“弘道济世”,“尽心竭力济众生”。

光绪八年(1882),马元章落籍今宁夏西吉县沙沟。那时他在回汉群众中的形象是:“沙沟有一马善人,教善民良务庄农”,“日颂古兰,暇时为人疗疾”。彼时,西海固山区十年九旱,山地贫瘠,粮食产量极低。生活在这里的回族萎靡颓废,许多人不事生产,自暴自弃。马元章躬履各庄,劝诫人们“戒除恶习”,呼吁西海固回族子弟要自食其力,安分守己,堂堂正正做人。他宣扬和平主张,呼吁回族群众要“忍让和睦”“勿兴讼词”“各安本分”,要和汉族“共建家园”。

光绪十四年(1888)起,马元章开始了长达6年的交游之旅。这段时日漫长的游历活动,旨在以实际行动改变社会各界对哲合忍耶的认识。他游历东北、京城、豫陕、川西、云贵等地,一面不断向穆斯林宣扬和平主张;一面主动与各方广交良友。在云南弥勒县,他帮助回、汉、彝民族杂居地的群众解决了汲水问题,遏制了殴斗,建立起良好的民族关系。直到现在,当地回汉、回彝群众见面仍互称老本家。在贵州西部,他与汉族巨绅刘官礼、彝族土司龙樾建立联系,结为友好。得益于马元章时期建立起来的良好的族际关系,至今贵州西部回族与汉、彝、苗、布依族诸族均能和睦相处。

马元章在维护地方安定方面,用心良苦。光绪二十四年,甘肃礼县汉族群众在襄公城庙筹备纪念秦人先祖,向社会募集邀请戏班子来唱戏的经费。附近几个村子的回族以信仰有别、不过庙会为由拒绝捐款。因而,双方发生争执,冲突行将扩大时,马元章来到礼县居中调解。他先说服双方带头人,使争执没有扩大。但为礼县回汉两族和睦计,他又动员当地回族大户,把寺庙边上的几亩地馈赠给襄公城庙,以此主动消除罅隙。马元章此举,使礼县汉族大为感动。以后,襄公城庙把回族馈赠的几亩地用作香场,供汉族从事祈雨活动。礼县汉族过庙会邀请戏班子时,再不向回族强行摊派,回汉互谅,和睦共处。

马元章敬主爱人,为善不倦,毕生从事广泛施舍。光绪初年起,他本人直接开展社会救助活动。他对宗教公产具有支配权,他在固原沙沟的家是“慈善的结算所”。他把伊斯兰博爱精神拓展到对穷苦大众的救济方面,回汉不分,信仰莫论。自诩:“致知修身齐教道,竭智尽力济众生。”又云:“益己纵然有欠损,济人则不遗余力。”他行善救济之规模,引人瞩目。曼苏尔记述:“为了帮助穷苦人度过灾年,他也变得非常瘦弱……每逢灾荒年,毛俩亲自拿出钱财,或从各方富裕的亲戚家中拿出一些粮食分给各地穷人,不分回汉族族。”美国记者甘露德观察到:“他的施舍一年比一年多,以致他的资产和资源几乎被施舍殆尽。他开始把富裕学生和教民带给他的礼物转化成补助金,施舍给贫穷的学生和教民。”马元章诚心诚意地善待各族群众,不分民族地大规模舍散,有力化解了咸同年间的回汉矛盾。他融洽族际关系,给汉族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,至今还有汉族老人提念到他,称他是“马大善人”“马大上人”“沙沟太爷”。他以阔大的襟抱,开创族际交往、交流、交融的全新局面——他所主持的商号中,聘请有本领的汉族青年担任账房先生,委以重任,用人不疑;沙沟、西吉滩、宣化冈所办的义学,聘请汉族知识分子担任中文教员;在各处道堂服务的人员中,如所聘工匠、医生,大多是汉族人士。对待一些避祸、逃难的汉族百姓,他尽量予以生活安排。马元章坚守伊斯兰博爱思想,为善不倦,扶危济困,贯穿平生。“每遇灾值疫,则散疏财赈荒,施药急救,回汉群众深受其惠。”受其帮助或仰慕其名的汉族百姓,成群结队地前往沙沟和张川去探望他。他与许多省份的汉族群众建立了血浓于水的同胞关系。汉族士绅与细民也认为他“弘扬正教,恩惠汉族”。当世有许多著名的汉族智识之士,不仅喜欢与他交流,也愿聆听他的宏论与识见。

在马元章赴西安行宫前,逢陕甘两省大旱,饿殍遍野。他不忍坐视,“搜刮家中所有粮米,悉数赈济。不足则卖及马乘,并卖妇女之钿、珥、首饰,为之施放。救济达数月之久,两省居民,全活无算”。在他抵达西安之前,“帝后对公(马元章、马元超)兄弟的此种善举,非常赞许。马善人的美名,可说是直达九霄了”。

— NO.2 —

兼容并蓄:
推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

唐永徽二年(651),伊斯兰教传入中国。自此开始了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探索。明末清初,南京穆斯林学者刘介廉,写作《天方典礼》《天方性理》《天方至圣实录》等汉文著作,以儒诠经,采用汉语表述伊斯兰教义,指出“天方之经,大同孔孟之旨也”。刘智的这种努力,“打破了伊斯兰教与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儒、释、道意识形态长期隔阂的局面,使外来的伊斯兰教不仅最终植根于中国,而且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,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伊斯兰教”。刘氏所著《天方性理》是讲伊斯兰的基本理论;《天方典礼》是讲伊斯兰教的典礼仪节,《天方至圣实录》是讲伊斯兰倡兴的历史。康熙四十五年至四十七年,刘氏在京城与百官交游,和文人聚谈,广泛征求儒士对性理两书的看法。晚年时“谒孔林”于曲阜,进一步标明对儒家文化、对孔子的尊重。刘氏去世后,哲合忍耶创始人马明心,决心完成“介廉种子,我要开花”的理性。而在马元章时期,他接受刘介廉思想主张,认为那一代先辈的汉文著述,宣传的是纯正的伊斯兰教义。马元章从中体悟到刘氏汉语表达教义、积极酬世、与社会进行互识的交流精神,认可刘氏为“道学先觉”。

刘智曾表达以儒诠经、汉语表述伊斯兰的理想。如云:“经,则天方之经;理,乃天方之理。天下之理,而不使天下共闻而共明之,甚非圣人著经之意也。”在马元章这里,认为刘智是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典型,其思想是富有远见的,他乐意把刘智的思想纳入实践。具体到马元章,他“经学渊深,儒术淹博”,能诗能书,其著述文章如《省己格言》《省己歌》《鉴古训》《道统论》诸篇,为名士大夫所鉴赏。

在他看来,伊斯兰教如果不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有机地结合、形成相互的文化认同,伊斯兰教始终会被中国主流文化所排斥,从而增加生存难度。清代初期,康熙皇帝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就是前鉴,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却提供了正面的经验。于是,马元章把伦理道德作为伊儒两种文化会通融合的契合点,不断寻找各异文化的共通点,在广泛交流中寻获彼此的普遍认同。

马元章是一位经学造诣极高的大师,他同时承认孔子的丰功伟绩,宣扬孔子为当之无愧的伟人。有穆斯林说孔子不算圣人,他听见了反问:“至圣以降的十二万四千圣人中,难道没有孔子?”在对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进行全面考察后,他认为两种文化的根本差异是伊斯兰重天道,儒家文化重人道;伊斯兰核心是宗教信仰,儒家文化核心是伦理道德。马元章又指出,两种文化的根本差异在宗教——“回族在中国千有年矣,与汉族惟教不同,其余均无异”。既然能够揭示出两种文化的差异,也必然能够找到两种文化间的共通点。他把伦理道德作为两种文化融通的出发点,如所著《省己格言》开篇处这样写到:“不可无敬畏心,不可无恻隐心;不可无羞耻心,不可无辞让心;不可无是非心,不可无公正心;不可无忠恕心,不可无自责心;不可无恋友心,不可无发奋心。”在这里,马元章以孟子“四端说”起笔。孟子认为恻隐、羞耻、辞让、是非四种情感,是仁义礼智的萌芽,故称四端之说。即指:恻隐之心,仁之端也;羞耻之心,义之端也;辞让之心,礼之端也;是非之心,智之端也。人们普遍认为,这四种品德操行,是儒家应该具备的素养。

关于孔子的“忠恕”之说,胡适先生认为:“忠恕虽不完全属于人生哲学,却也可算得上是孔门人生的根本方法。”马元章则自警:“不可无忠恕心,不可无自责心。”在这里,马元章把“忠恕”精神概括为:利他、容忍、礼让、肯替历史负责。他认为,忠恕精神是中国社会一种崇高的美德,如不能抱持发挥“忠恕”精神,族际难睦,大道难明。

马元章认同儒家文化,且对中国传统道德、行为规范以及纲常礼教,持有维护的态度。他躬身实践人生信条,常用诗歌或联语抒发心中感怀。如自警云:“格物致知清心显性奚云易;作忠尽孝成仁取义尚曰难。”格物致知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,讲求推究事物原理,从而获得知识。马元章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掌握,使他能够借用汉语中的词汇、概念,很好地阐释伊斯兰教义理,避免使用阿拉伯音译汉字,这种努力使社会各界清楚看到所言所指,容易使人产生共鸣。

马元章热爱中华文化,能以儒家文化诠释宗教思想,又善于与社会各界进行沟通,故而社会上的各族读书人又称他是马光烈夫子。著名史学家白寿彝观察到:“马元章对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尤深,他遍览儒佛道诸子之书,著有《道统论》……对儒家人伦事功多加推崇。”他对儒家思想的汲取和运用,具有深入性和广泛性。如,对儒家提倡的“克己复礼”“知人善用”“苦其心志”“克尽己私”的运用等等,不仅抱持认同,还会加以恰当的运用。他对“苦其心志”极表认同,又说传道之人若要成功,必经艰难困苦玉汝其成——“是故明道者,必遭困厄、污谤、灾殃而后成”。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“谈话言简意赅”,“有着文化名士的修养”,是一位有尊严的长者,极其理智,“不会滥用自己的影响力”。反而,每值社会动荡之际,总会挺身而出“救民辅世”,且“尤饰以儒术”。时有汉族学者评价:

庚子国变后,河山举目,麦黍歌哀,间尝陈书中枢,慷慨以崇礼教、正人心为言,则其怀抱所蕴蓄,抑可微窥端倪已。平居无回汉之畛域,赒恤乡邻故旧,岁挥数万金,不问囊中有无。光绪乙未,河湟煽乱,陇左右连鸡势危。先生镇摄反侧,两族蒙安。庚子之内讧,辛亥以后之外蛊,苏张纵横,先生屹立如山,不肯举足重轻,以糜烂桑梓。夫岂寻常传教士所能仿佛万一者?

面对社会各界的褒扬,马元章却自谦自责:“孔曰成仁,孟曰取义,读先儒书,平生所学何事?圣云窘尽,贤云赞我,讲归真道,究竟实践安在?”马元章所著《道统论》,全文3800多字,能言人所不能言,为脍炙人口之作。身为伊斯兰教贤哲,他在《道统论》一文中梳理传统文化脉络,此举显示出他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。全文上窥盘古,以迄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、文、武、周、孔、颜、曾、思、孟、诸葛孔明、周、程、朱子等,努力于道德之言论。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,概述孔孟之道与诸子百家学说,用凝练的语言阐释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观念。行文引经据典,反复陈指,阐明道统之攸归,直斥伪学之不经。并且还在文中引述穆罕默德圣人砥砺德性之谕,以见圣贤成功成仁之艰难。马元章写作《道统论》之目的,在于和社会沟通。在马元章这里,他呼吁人们恪守信仰的同时,理应认同中华传统文化、遵守国家律令,发展经济和教育,重视人生实践。

中华传统文化的造诣,对马元章的人格塑造有着重大影响。作为一位卓越的宗教家,他的个性与学识能够帮助他找到一条理性而务实的道路。他敞开襟抱,把儒、释、道、耶的知识包容在伊斯兰教,与其他文化展开建设性的对话。终马元章之世,武当山道长徐本善、陕西八仙庵道长封圆智、开封道长徐福寿、兰州兴隆山道长、崆峒山道长;佛学家王弘愿、裴建凖;西方传教士安献令、濮马克等人,都与马元章有着深深浅浅的友谊。他们时常鱼书互答,彼此传递着美好的祝福。值得一提的是,西方传教士濮马克英年早逝,其母亲和妹妹还专程前往甘肃探望马元章拱北。西方传教士安德鲁说:“许多地方,针对其他宗教信仰者所表现出来的不宽容现象随处可见。而在马元章传教地区,这种现象似乎不存在。”

马元章心怀大天大地,引人注目。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安维峻称赞:“真人杰也。”山东大学堂总监督李叔坚称赞:“论事明见千里。”清史馆总纂恽毓鼎称赞:“心窃敬之,爰制联语,以志倾倒。”甘肃学者邓隆称赞:“仍守温良恭俭让,无亏念礼斋课朝。”陕甘两省的孔庙祭祀官把他与程颐先生相提并论,也有人感叹:“胸襟学问,何等雄奇。”于右任先生评价:“化游牧獉狉之风兰经可读。”马元章去世前后,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广泛认可,这也是他与回族之一部获得传统文化认同的标志。可以看到,在晚清民初所能给予的社会条件下,马元章在广泛区域内与各族各界实现了人心相通,达成了文化互敬。

— NO.3 —

爱国爱教:
践行理性的国家意识

马元章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,怀抱强烈的国家观念。光绪年间,他对甲午海战、戊戌变法、庚子国变、清政府立宪之动议、日俄东北战争,无不了如指掌。他把本族群的生存发展,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相系。他明确指出,回族及其先民“在中国食毛践土千余年矣”,“生命财产庐墓皆在中国”,早已融入中华的怀抱。他积极培育回族的家国观念,劝说晚清时期流落沙俄的回族重返祖国新疆省。《辛丑条约》签订后,他说:“人以和愚我,我以和自误。”日俄东北战争爆发后,他立主武装卫疆,毫不妥协地指出,“惟有决战震国威”。民国成立后,他自诩对国家的担当是:“驮负千钧,蚁负一粒,各尽其力。”他还致电袁世凯北京政府:“值此幼稚中国过渡时代,人人有应办之事功,人人有应尽之义务。”他把侄子马绍武举荐给北京政府,奔赴新疆为国效力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,国内报纸纷纷污言西北回族要跟土耳其走,他致电徐世昌北京政府:“如内地回族有勾结土耳其情事,章愿负咎责。”晚年马元章声望大增,朝野共知,而他仍然坚定地走在本土化实践的道路上。

民国八年(1919)初夏,应甘肃督军张广建之邀,社会贤达马元章赴省城兰州,参加关于西藏的和平会议,出面调解伊斯兰教新老教派纠纷。在民间记忆里,马元章此番在省城实现了兰州大上坟,探望了曾祖父马明心墓以及乾隆年间牺牲的烈士墓。不独如此,他在兰州期间还以行动展示出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的高度。时值五四运动爆发,新文化运动的新风吹至陇上。马元章不后于人,他把理性爱国倾注在一桩桩具体事例上。

1.融洽宗教内部,强调各教派各干各得相互尊重。

马元章1919年赴兰州,所承担的一项任务是调解甘肃省内伊斯兰教新老教派纠纷。他向来重视各教派团结,时常加强与各教派的联络,及时沟通交流,消除矛盾和误会。伊赫瓦尼青年阿訇虎嵩山、王世龙,与他有过很好的交流。虎嵩山本名虎万庆,马元章为之更名虎镇林,字嵩山,毕生以字行。在马元章的影响下,虎嵩山走上了学习汉文化的道路,以后成为经汉两通的大阿訇。马元章还赠给王世龙阿訇对联:“亲天地生物气象,学圣贤克己功夫。”王世龙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大阿訇,其后人至今仍然记得这幅联语。终其之世,他与各教派保持着良好友谊。

2.强调实业兴邦,领衔倡设甘肃省制呢股份公司。

留居兰州半年间,马元章应酬频频。省垣军政界、知识界和一般回汉群众来看望他的人很多。在兰州,他留给人们的印象“是一个非常智慧的老人,所作努力绝不辜负他的宗教地位”。闲暇时,他和教下人士“慷慨继谈天下事”。还考察了左宗棠1880年在兰州设置的甘肃制呢局。那时厂房废弃,机器闲置。马元章惋惜地说:“废止可惜!”。遂“与实业厅商议,官商合办,请邓隆筹备其事”。很快,甘肃省政府几经周折,招股商办,成立了甘肃制呢股份有限公司。马元章、马福祥等人出资持股,支持甘肃实业。这家公司是当时甘肃最重要的实业公司,以生产粗呢为主,满足了西北各省市场所需。这家实业公司延续办厂至今。

3.注重传统节日,设宴招待回汉官绅祝福中秋节。

1919年中秋节前一天,马元章在兰州教下郭南浦家中设宴,招待回汉官绅各界。他向人们祝福吉祥,说了很多高言贵语。汉族友人送给他很多礼物,又赠大幛:“东西南北人,江河湖海船。”宴会上,彼此恭谨谦和,彼此尊重礼待,最后又彼此亲切离别。在兰州期间,马元章与陇上汉族名士刘光祖、安维峻、刘尔炘、张维、杨思、水梓、范振绪、慕寿祺、贾赞绪等人屡屡碰面,畅述旧日友谊,纵论当今天下。刘光祖称赞:“(马元章1919年)莅止省垣,重逢旧雨,系怀全局,眷恋乡邦,宏论高发之余,群深依赖。”刘尔炘称赞:“生天当作慈悲佛,立教能参性礼书。”著名诗人、时任甘肃民政厅长许承尧称赞:“花门耆杰马光烈。”

4.时刻忧患在心,在关川道堂潸然落泪强调和平。

1919年九月初二日晨,马元章离别兰州城,甘督张广建、宁夏护军使马福祥率兰州士绅、百姓送行。九月初七日,来到关川道堂。关川道堂,是哲合忍耶道祖马明心住过的窑洞。他坐在关川窑内,长时间沉思。又给随从讲起哲合忍耶历史,回顾了先辈的艰窘。最后强调:“不要忘记我们前辈的灾难、低贱、破产、贫穷……年轻人啊!你们要切记居安思危,珍惜和平,不要忘记了曾经的苦难。”谈罢,带着大家礼宵礼拜,那时他“忧心忡忡,泪流满面”。当晚,他念诵的《穆罕麦斯》中有段汉文译为——“情况有缺陷,我寝食难安”。第二天,400多关川汉族抬着两个大匾,挂着红花来贺。马元章和汉族见面,其乐融融,宰牛宰羊,设宴款待。

5.相安无事之天,在太平镇宣布遏制宗教排他性。

1919年9月19日,马元章抵达会宁县太平店镇。在这里,他殷殷告诫随从:“当代的我们,共同按照讨拉提(旧约)、引之力(新约)、则不尔(达吾德圣人诗篇)所提倡的和睦共处吧。这是合乎我们的光阴的。”晚年马元章的这段谈话至为贵重,他竭力遏制宗教的排他性。在这里,他明确指出,各宗教信仰虽有分歧,但在爱主(爱上帝)方面是一致的,每个人都被真主之光照耀。真主比任何一种信仰所包容的都要宽大。因此,他强调人不能局限于某一宗教,而去轻易贬损其他宗教。用今天的话来说,马元章坚决反对狭隘的宗教观念。马元章在1919年这一句的解释,使他的宗教和谐思想拥有了超越时代的注解,向人们展示出伊斯兰教的包容精神。

— NO.4 —

结语

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,在本土化实践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水准。时有清真寺悬挂着这样的楹联:“道遵三乘何必远求西域;教授五命此间即是天方。”这里强调穆斯林要刻苦功修,讲求实践。清咸同乱世后,回族精英群体为改变自身路窄现状而努力。马元章实现了弘道济世的人生理想,并且成为回汉群众信赖的人伦师表。1920年12月16日,马元章罹难于海原大地震,上至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,下至全国各地的汉族人士都参加了对他的缅怀。公之谢世,“岂独部族哀,我汉人亦同声一哭”。亦如他晚年所云:“沧桑之变,事在人为。”

马元章是成功实践了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杰出人物,做到了伊斯兰教所提倡的两世兼顾主张。其之实践,囊括了爱国者所在意的内容。他一生的努力告诉今天的人们:不同宗教、不同文化之间,有智慧有力量达成宽容谅解、同情接纳、相互认同;不同民族、不同背景的人,能够和睦相处。透过马元章在艰窘岁月的诚挚实践,可以看到中国伊斯兰教在晚清民国时期进行的本土化实践探索。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,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实践任重道远。研究马元章融通思想及其实践行动,是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需要,是多民族国家追求进步的需要。




转自:中正网
发表于 2019-12-2 21:17:19 | 显示全部楼层
后人应该继承他老人家的和合思想,则道无不兴之理。
发表于 2019-12-3 10:42:42 | 显示全部楼层
和为贵,广结缘,路才宽。
发表于 2019-12-3 10:49:09 | 显示全部楼层
三杯茶 发表于 2019-12-2 21:17
后人应该继承他老人家的和合思想,则道无不兴之理。

他老人家承上启下,为伊斯兰在中国本土化探索出一条成功道路。
发表于 2020-3-8 21:22:44 | 显示全部楼层
不同宗教、不同文化之间,有智慧有力量达成宽容谅解、同情接纳、相互认同;不同民族、不同背景的人,能够和睦相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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